东西问｜任雪莉：“藏礼于器”“藏礼于饰”，东西方如何以“金”追“礼”？ - j9

“藏礼于器”的中国吉金青铜器与“藏礼于饰”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虽然风格迥异，却共同承载了东西方古代先民相似的精神追求，成为承载信仰、定义身份和记录生命仪轨的重要载体。

为何东西方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和精神的载体？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使用方式、审美偏好和制度体现上存在哪些差异？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比较，对于理解文明的传承与融合有何启示？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的专访。

记者：为何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

任雪莉：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举办了“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和“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两个展览，分别以黄金和青铜为切入点，展示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生礼仪。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贵重金属所具备的稀有、耐久、光泽等物理特性，这些特性使其天然具备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然而，更值得探讨的是，不同文明是如何将这种物质潜力转化为文化属性的。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域。境内出土的长篇铭文青铜重器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也是金石学的重要发源地和兴盛地。我们熟悉的成语，如“一言九鼎”、“钟鸣鼎食”，都体现了商周时期“藏礼于器”的思想。青铜器成为了礼乐制度的载体，是国家秩序和宗法伦理的物化体现。尽管随着时代变迁，青铜器逐渐从宗庙重器变为日常用器，但其所承载的礼制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

在世界的另一端，希腊化时期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也是正式场合的华丽点缀。它们满足了服饰的实用需求，彰显了佩戴者的社会阶层、官职、财富和权势。黄金珠宝也是女性的重要私产，是嫁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婚礼这一关键的生命礼仪场合佩戴，能够趋吉避凶。黄金也被用于祭献圣所，作为感恩的信物，或祈求神明保佑婚姻美满、子嗣昌盛、健康安宁。黄金珠宝也会随逝者一同被带入墓地，人们相信其永恒的属性能够确保灵魂不灭。

由此可见，东西方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不约而同地将它们作为承载信仰、划分等级、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贵金属因此成为文明秩序的“物化符号”，这一共识是两个展览得以进行对话的逻辑基础。

记者：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方式、审美取向与制度表达上有何不同？

任雪莉： 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之上，东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维度间文明的对话。

就使用方式而言，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注重器物组合和空间摆放，通过器用制度来彰显礼制规范。西周青铜器上常铸有长篇铭文，用于“纪功伐”和“颂祖德”，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使礼器同时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希腊黄金则主要用于贴身佩戴，如花环、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广泛应用于婚嫁、丧葬、献祭等人生仪礼，其使用方式更强调个体身份的即时彰显。

就审美取向而言，西方偏爱黄金搭配玛瑙、青金石、珍珠等宝石，崇尚华丽璀璨、贴身装饰的美学趣味，强调材质对比和视觉冲击。华夏自古尚玉，青铜器虽为吉金，其美学追求则侧重于造型的庄重、纹饰的神秘和铭文的厚重，呈现出内敛而深沉的气质。这两种审美取向，折射出东西方对“神圣”与“尊贵”的不同理解。

就制度表达而言，希腊化时期，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锡仿制品，其等级划分依据的是使用者的身份高低。中国青铜器也需要遵循较为严格的器用制度，例如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七、士大夫五等；天子祭祀用太牢，猪牛羊三牲俱全，诸侯用少牢，只有猪和羊等。

最后是制度的演进。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充分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印度宝石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诞生出独一无二的希腊化金器风格，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力。而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连贯、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从商周青铜重器，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再到明清孔庙的成套祭祀铜器，礼乐精神一脉相沿，未曾断绝。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记者：两大展览均以“金”为媒，将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

任雪莉： “金石学在陕西——追金”和“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原本一个是本馆的原创展览，一个是海外引进展览，主题不同，叙事各异。但我们将两者并置重组，并非简单的同一时间段两个展览同时开展，而是在策展层面完成了一次再创造——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使两个独立展览在并置中催生出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由此重塑出一个以“追金”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

这一策划跳出了单纯的器物陈列，旨在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其深层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明因交融而创新。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各地独特的工艺、宝石材质、神话符号相互渗透，金器之上可见希腊神话题材、西亚镶嵌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共存共生。这充分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封闭则衰、开放则盛，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

其二，文明因延续而绵长。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精神的层层转化。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仿古铜器延续了三代礼乐内核，祭孔仪式复现了青铜礼器传统——器物、文字、精神代代相承，构成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这种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时，始终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其三，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各美其美”。以吉金与黄金为媒介开展对话，并非为了评判优劣，而是要在对照中同时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我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延续而绵长，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受访者简介：

任雪莉，女，研究馆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长期从事青铜器、商周考古与艺术史研究以及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工作。近年来共筹备策划大小展览近百项，出版专著3部，分别为2012年线装书局《宝鸡戴家湾青铜器整理与研究》，2015年与2016年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之《戴家湾卷》和《青铜簋卷》。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完成国家社科项目2项，陕西省社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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