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迈向“积极促进” 中国民族立法是重大法治创新 - j9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周少青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指出，该法并非仅仅着眼于“反歧视”或维持现状，而是积极承担国家责任，致力于推动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他强调，这种“积极促进”的理念在全球民族立法领域具有独特性，是中国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需求的一项重大法治创新。

从“族群本位”转向“共同体本位”

周少青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这与西方国家立法中过度关注族群界限和特殊权利的做法形成了对比。他指出，西方立法模式可能导致“族群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从而加剧社会分裂。中国则在承认差异的同时，避免固化差异，并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这种从“分”到“合”、从“族群本位”向“共同体本位”的转变，为解决全球族群分裂问题提供了“多元一体”法治化的中国方案。周少青表示，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识基础的进步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成果也容易被削弱，该法体现了国家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责任担当。

从“消极保护”转向“积极促进”

周少青进一步指出，没有进步的团结是脆弱的，如果缺乏经济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团结将难以维系。他强调，民族问题并非简单的权利分配问题，必须通过共同发展来解决结构性差异。他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正是其发展性理念的体现。周少青分析，西方国家的民族立法多以“权利法案”或“反歧视法”的形式出现，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家或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造成伤害，或者被动地确认少数群体的某些权利，但这种模式忽视了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利于社会整合。相比之下，中国的这部法律具有“促进”的性质。周少青强调，该法并未停留在“不歧视”或“保护现状”的层面，而是要求主动作为，通过法律“促进”各民族在共同“进步”中实现深度“团结”。

从“纸面”走向“地面”

自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来，中国许多省市已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一些地区提出通过产业发展来巩固共同富裕和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另一些地区则以社区为单位，将法律倡导的“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转化为可量化的基层治理指标。周少青认为，这些举措的价值在于它们没有将法律教条化，而是结合了地方实际和人口结构，精准地找准了“促进”的着力点。

在谈及法律实施可能带来的变化时，周少青分析，在语言方面，该法既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权，也赋予民众在更广阔的平台参与公共事务的“发展性语言权”；在文化方面，鼓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与融合，并促进文化的活态传承；在就业方面，推动跨区域流动，消除隐性壁垒，以实现更平等、更充分的发展机会。他同时提醒，法律从“纸面”走向“地面”还需要建立从“软引导”到“硬约束”的机制闭环。周少青强调，虽然“促进型法律”以倡导为主，但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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